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名郁锺正，上海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于光远于1932年入读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至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1941年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任教于延安大学财经系；1948年—1975年任职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7年—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1982年—1987年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992年任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于光远主要从事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
（按）上海乔家路北块二期现在也面临动拆迁。乔家路，让我想起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2002年10月“回家”的故事---
2002年10月18日。星期五。阴有小雨。清晨，我乘公交车在古城公园下车后，从公园后面穿过福佑路，沿着大境路来到人民路口的大境阁。与浦东宽阔的马路、崭新的住宅相比，原南市区人民路环线内的街道确实已经破旧不堪。沿街的一些居民住宅门口，我久违了10几年前熟悉的生煤炉、倒马桶等热闹的老上海晨光曲。此刻，我带着捕捉老古董的眼神，留心走过的情景。这里已经呈现出将大规模改造的迹象。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任职、上海地方史专家薛理勇、于老在上海的弟弟一家早已在大境阁里等候。上午九点半左右，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载着于老等一行来到。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的摄制组，这次专程请于老回上海拍摄专题片。坐着轮椅的于老兴致勃勃，此刻扔掉轮椅，自己拄着手杖，在家人的搀扶下走上大境阁里的古城墙。这是上海幸存的，只有50米长的古城墙。上海从明朝嘉靖32年（1553年）开始建筑城墙，其规模沿现在的中华路、人民路环围，周长九华里，墙高２丈四。原来，上海城的古城墙与于老的祖先有密切关系。
在薛先生的陪同下，于老在古城墙内壁前，抚摩镶嵌在城墙里的石砖，有上面刻写“清朝咸丰、同治等年间的当时居民捐献“字样的石砖。于老讲起了故事：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于老的祖宅（郁家）成为小刀会的一个兵营。小刀会要求郁家一次性交付10万两银子作为保护费，还要每天交100１两银子，作为驻军的伙食费。后来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清朝政府以郁家“通匪”嫌疑，要求郁家交付20万两银子赎罪。其中10万两银子就用来修复被破坏的城墙、文庙等公用建筑。在大境阁展览室里还陈列于老的一幅手迹：“旧城新传”。
于老在一个清朝同治年间的上海城模型面前，回忆他当年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并指着书院路、尚文路等告诉我们：当时，郁家捐献20万银子后，谢绝了清朝政府一切名义上的物质补偿，只向政府提议：适当增加秀才名额，得到批准。于是，从1859年开始，上海县每年的秀才名额从20名增加到30名。以后每年府试结束，第21名到30名的秀才都要主动上门叩谢郁家，也被上海人称为“郁家秀才”。
在去于老的老家——乔家路寻访过程中，薛先生向我介绍：于老的祖先曾是上海开埠后首富之一。靠沙船运输起家，与李鸿章、胡雪岩等官僚、巨商关系亲密。祖父在当地很有钱，在乔家路很长的地域建造大片住宅，这就是现在叫的“郁家大院”。后来，家族演变成“大郁家”、“小郁家”两支。于老属于小郁家家族。大的比小的有钱。后来家道衰落，大郁家把祖产某地买给著名画家黄一庭。黄盖起“梓园”，即现在的乔家路75号，里面至今还有一幢日本式小洋房，梓园门口挂着上海起重机器厂招牌。
乔家路口的一条狭窄的弄堂里，于老一行走进去寻访。一个中年妇女久久注视着我们。我上前与其聊话，原来就是“大郁家”的后辈。她说：对于老还有些印象。于老的弟弟，论辈分还是伯伯一辈，却是“相逢不相识”了。乔家路旁边的光启路上有徐光启故居，还有著名的乔家珊小区。于光远特意在门口留影。路人见了，知道又是哪位名人“旧地重游”了。他们经常碰到这种从海外归来探寻故家的事情。一个中年汉子知道于光远的大名。一个坐在门口休息的老太，见我们一行有的扛着很重的摄象机，马上拿起放大镜凑在眼前，想看看这位年逾古稀，满头白发，坐着轮椅的老头，曾经是否“青梅竹马”。
在尚文路373号求知中学门口。于老对我说；“这就是我读小学的地方，我们教室在2楼。当时教师时常要打孩子手心。有一次，要打我。我说：干脆我自己打自己。于是，他拿过戒尺，狠狠地打了自己手心五下，突然把戒尺扔到窗外。从此，没有戒尺，老师也不打学生了。”于老幽默地笑了。在学校场地转了一圈后，于老特意让门口传达室要簿子留言：1921--1927年，我在江苏省第二师范学院附属龙门师范小学读过六年。这个地址现在也是在办学校。我今年88岁，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后来，该校校长等人特意在晚上5点多来宾馆看望于老。
10月19日，星期六，又是阴有雨。这天正好是大同中学九十华诞。我上午10点多到大同中学。校内外十分热闹。在校史展览室，于老正与一群学生愉快地交谈。于老在这里有嘉宾照片。上写：1932年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进大同大学。我问于老：你在这里有什么趣味的事情？于老说：我差点成为演员。当时有一天，在操场上看“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于老差点跳上去打抱不平。后来，知道这是演戏，所以控制住自己没有上去于老和钱学森等我国著名专家、学者，都是大同校友。
下午四点，上海《生命周刊》胡尚书老总等一行来采访于老。于老看了胡总的名片，笑着说：你的官很大。我还以为是说她现在的职务，一楞。于老接着又说：是正部级啊。上面还有宰相。我才明白是指胡总的“尚书”名字。
2003年1月12日
媒体刊用：
——刊于《上海老年报》2003年3月7日
于光远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姓郁，名锺正，男，上海人，中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
1915年于光远生于上海。少年时期，于光远自设化学实验室，曾研制出一种“土耳其红油”媒染剂，色泽鲜艳，经久不褪，亦曾代授其他中学的物理课，补贴家用。[2]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入清华大学，师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窗。与他同学但不同届的还有比他年长的核物理学家施士元、钱伟长，和比他晚一届的力学家林家翘、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据后来回忆，于光远进入清华后“有了想成为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的意识”。[2]然而，时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光远成为学生领袖，投身革命，逐渐搁置了物理研究。1936年，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他的论文导师、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将于光远的论文交给爱因斯坦批改。于光远本与钱三强竞争考居里实验室的名额，此时二人约定，一人革命救国，一人科学救国。于光远的论文最终于1997年由他的清华师兄、物理学家彭桓武完成。[3]
1936年至1937年，于光远参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成为早期领导人。1936年1月5日，于光远带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先遣队，从清华、燕京二大学出发，尚未至卢沟桥，路遇美国记者采访，于光远与李昌、杨学诚（后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委）、张载的合影登在第二天的北平日报英文版上。美国记者称此四人为“四学生先锋”（Vanguard of Four Students）。同年6月，于光远与艾思奇、章汉夫在上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8月，赴广东岭南大学（后中山大学）教书，在当地继续发展民先队。1937年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时，组织中许多成员被捕，于光远曾冒险挨家挨户通知尚未被捕的同志避难，之后赶往香港营救被捕人士，自己也险些在广州被捕。1937年1月，回北平领导民先队全国总队工作。1937年3月，经清华同窗、作家黄秋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月底北平陷落，当日于光远在北平西郊田村，遭遇日军坦克部队，匍匐在玉米地中，因身体消瘦，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之间幸存下来。[2]1937年初到1939年5月，于光远在保定、石家庄、太原、武汉、鄂西、长沙、南昌、粤北等地来回奔走，发展和扩大民先队组织。193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书记，负责组织青年的工作。
在山西时，改名于光远。据本人后来回忆，“改为于光远并没有甚么特别的原因，只因当年在山西信手一写就写了这么个名字，因为郁和于接近，就姓于了，没甚么道理和寓意。”[2]
1939年从北平转赴延安，沿路骑驴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抵达延安后，领导中共中央青委工作。1940年起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1942-1943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局研究员，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累进税、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与柴树藩、彭平合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3-1945年，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主持校务工作。在延安期间，于光远继续翻译德文版《自然辩证法》，筹建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6年被派往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国共谈判破裂后返回延安，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7年3月，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晋绥、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进行经济学调查研究。
195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文革期间遭受批斗，被送往宁夏五七干校。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从延安、西柏坡迁入香山小白楼和北京市区，后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科学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顾问。
1975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即成立“政治研究室”，避开“四人帮”，设在国务院，由自己直接领导。其中共有七个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胡绳、吴冷西、熊复、李鑫，胡、于、邓三人为主要负责人。龚育之称之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3]
1977年后，担任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马列主义、毛泽东研究所首任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民族大学名誉校长。于光远长期任中顾委委员。
1978年，于光远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起草讲话稿，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4]
1982年，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联合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内容被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张震寰、钱学森等人的回击。
2006年8月19日查出罹患脑血栓。2007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医院度过。起初左半身完全不能动，现在左手能力明显改善，但仍然不能站稳。2008年1月22日，接受纪硕鸣的访问，访问内容发表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二卷第八期》：《他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8岁。[5][6][7]
于光远著作丰富，一生著述近百部，涉猎学科包括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教育学等，以及具有高度史料价值的回忆录、随笔、散文等文学作品，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光远著有《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5）、《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和七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84-2001）。回忆录包括《我忆邓小平》、《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 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文革中的我》。《于光远选集》曾被译成英文，由Routledge出版：Collected Works of Yu Guangyuan。[8]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采访于光远，并翻译出版其回忆录：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China's Party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Plenum。[9]
《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于光远、柴树藩、彭平，人民出版社（1979）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苏星，人民出版社（197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我的市场经济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共七卷）》人民出版社（1984-2001）
《经济改革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漫谈竞赛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经济学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经济大辞典》（补编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于光远短论集》(1977-2001共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于光远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于光远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于光远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探析》科学出版社（2013）
《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全集共75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出版社（2013）
《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现代公民知识读本》希望出版社（2006）
《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1950-1966》人民出版社（1982）
《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
《论社会科学研究》（1981）
《教育思想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我的教育思想》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作，于光远、曹葆华编译，人民出版社（1949）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作，于光远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84）
《古稀手迹》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
《酒啦集》湖南文艺（1998）
《细雨集》重庆出版社（2003）
《碎思录》重庆出版社（2003）
《青少年于光远》华东师范大学（2003）
《我的编年故事》大象出版社（2005）
《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
《我眼中的他们》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我忆邓小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局（2008）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于光远、任仲夷，海天出版社（2000）
《改革黄金年代：我们眼中的于光远》胡冀燕、于小东、刘世定、韩钢铁等著，人民出版社（2016）
于光远曾发起成立世界麻将组织（World Mahjong Organization），并于2006年任第一任主席。次年，该组织正式开创麻将世锦赛。[10][11]
于光远出生在上海嘉定南翔郁家。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开放海上漕运，郁家经营沙船运输，成为上海首富，人称“郁半城”。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与郁家联姻，曾将女儿、孙女前后许配给郁家。李鸿章亦常赴郁家听戏。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除占据豫园外，亦将城南指挥所设在郁家大院前厅。小刀会向郁家“强要饭”，要求一次性赞助10万两，每日加100两作为义军伙食费。据估算，此次郁家损失约15万两。1855年清军平叛起义，郁家因“通匪”之嫌，又遭清政府“敲竹杠”，被迫交付二十万两白银，修补城墙。至今上海老城墙小北门遗存一段明朝城墙，其甬道间城砖刻有“咸丰五年，上海县城砖”字样钤记，即郁家斥资所铸。因此“郁半城”之说不仅在‘富抵半城’，亦在‘出资修城’。据《同治上海县志》、《黎阳郁氏宗谱》等记载，此时执掌郁家的是郁润桂子侄辈。其长子郁彭年（1796-1853），字尧封，号竹泉，去世不久。次子郁松年（1799-1865），字万枝，号泰峰，“素好读书，手不释卷”。郁松年勉力斥资修缮城郭后，婉谢官爵之赏，但坚持提出：上海县每年秀才名额自20名增至30名，广文化而开贤路，获朝廷恩准。此后，上海第21名至30名的秀才称之“郁家秀才”，必先至郁家谢恩。[12]
同期，郁家曾领导上海币制自救运动。咸丰年间，上海市面上通行的西班牙银圆（西班牙文：Real de a 8，国内旧城“本洋”）锐减，价值高涨。1821年后，西属美洲脱离西班牙，渐次独立。墨西哥独立铸造以鹰为标记的“鹰洋”，二者的重量成色一样。但一直到1850年代，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