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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绪论

《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绪论

2026-11-19 学校管理员  6  收藏  管理

绪论 中国插花走向何方

 

 “花向何方,先问人向何方。”


晚上十点多,郁睿文发来一张照片。他学生插的一瓶花——柳枝一弯,月季两朵,底下垫一把南天竹的叶。花是好花,就是年轻人手上常见的那种好:处处用劲,处处较劲。他问:爸,这瓶花,插得怎么样?

我把照片放大了看。柳枝的势起得太陡,月季挤在一处,南天竹压得太实。回他三个字:势没立。

过了一会儿,照片下面跟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他现在三个人,店租一个月一万四,旺季养淡季,淡季熬旺季。隔两分钟又来一句:那你说,咱们这一行,往后到底往哪儿走?学生招不来,单子越压越低,酒店大堂全改绢花了,婚庆手捧花的报价比三年前低了一半。我把真功夫一样一样教给他们,他们反过来问我: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

三十八年手艺,被儿子一句话问住,说出去是个笑话。可我不觉得亏。问不出来的学生,才是真可惜——能问出这句话,说明他心里过不去了;心里过得去的人,从来不会问。睿文这一问,问的也不只是他自己。这两年我见过的同行,关店的,转行的,改卖仿真花的,去直播间喊三十九块九包邮的——人人都憋着这一问,只是没人问出声。我握着手机,在书房里坐了半天,窗外没动静,回了一个:明天说。

回完我就后悔了。明天说什么?可儿子的问,不能拿“行里都这样”去糊弄——他是第十三代传承人,他的问题,得当真问题答。我给自己定了死规矩:这本书里,不许用一句唬人的话对付他——唬他,就是唬这一行。至于读者——读者里藏着无数个睿文,谁买这本书,谁就是坐在我对面问的人。

抬头,看见案头那枝秋桂。上个月回广陵老宅,从院里那棵老桂上剪的。那棵树比我岁数大,我父亲在的时候年年秋天满院香,我母亲用它窨过茶、腌过糖桂花。老树上今年就取了这一枝——树也老了,不敢多剪。枝子插在青瓷小口瓶里,贴着桌沿。两个钟头过去,满屋还是香的。八点半的一枝花,十点半还这么香。

【图位|作品《案头秋》|构图:秋桂一枝斜倚青瓷小口瓶,枝梢俯向摊开的书页|】

花不着急。着急的是人。

“花向何方”,听起来是在问花。花听不懂。花开在哪儿、朝哪儿开、开给谁看,花自己从来不问,它只管开。问的从来是人——种花的人,卖花的人,插花的人,看花的人。人心里有方向,花才开得有方向;人心里没方向,再好的花材插出来,也是一盆糊涂。

所以“花向何方”,其实是四个更硬的问题换了身衣裳:花替谁站?花给谁看?花从哪儿来?花凭什么算好?

这四个问题不是我坐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三十八年里一桩一桩事情教给我的。教我第一问的是撤场时那袋倒进垃圾袋的花;教我第二问的是社区窗台上那束歪歪扭扭的菊花;教我第三问的是母亲咸菜坛口那枝腊梅;教我第四问的是四位先生一遍遍改我的稿子。学费交了三十八年,到今天也不敢说全答完了,只敢说,问的门找到了。

先说一本书。

我这几年把案头的书翻了个遍。《瓶史》读过,答的是瓶花怎么插才雅;《长物志》读过,答的是器物怎么挑才不俗;《浮生六记》读过,答的是日子怎么过才有味;日本花道和欧洲花艺的书也读过,答的是型怎么立、市场怎么做。都是好书,都答不了睿文那一问。翻到最后,钉住我的,是一本薄薄的、纸都黄透了的旧册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本一九四二年的小册子,怎么会跟花有关系?我头一遍读也犯嘀咕,读第二遍,嘀咕没了。别的书都在答“怎么插”,只有它,开口第一问就是“为谁”。怎么插是技,为什么插是道。技上千头万绪,道上一言便尽。这不是厚此薄彼——《瓶史》依旧是《瓶史》;是问的层次不同,得对不同层次的书。

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杨家岭。几十位作家、艺术家坐在窑洞前的空地上开会,前后开了三次。那是抗战的第五个年头,前线在流血,封锁在收紧,发言的记录用的是土纸。文艺在那样的年月不是摆设——一张传单是一发子弹,一出戏是一剂药。来的人,写小说的,画木刻的,唱歌的,演戏的,办报的——有人从上海亭子间来,有人从国统区绕了几千里路来。会场不是客气的场合,《讲话》后来记了一笔: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吵什么?吵文艺到底该干什么,为谁干,怎么干。有人主张文艺就是文艺,干干净净;有人主张文艺得跟脚下的土地站在一处。两种声音,在一九四二年的窑洞前碰了头。毛泽东把该解决的问题,开成了一张单子——

“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五问。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一张纸上的五个词,单看都平常,连起来就是一条命脉——头一问答不对,后面四问答得再漂亮也是白答。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没有插花这一行。会开完,那些背包就捆起来了——文艺工作者下乡村、下部队、下工厂,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手上的茧换了,笔下的字就跟着换了。方向一变,脚下跟着变;脚下一变,笔下跟着变。这张单子,八十多年过去没有过期。它飞过战火,飞过建设,飞过市场,落到了我的案头。我一问一问往下读,越读越坐不住——这哪里是给作家的单子,这分明也是给手艺人的单子,一问一问,全问在花上。我在书页边上写了一行字:这不是书缘,是业缘——干这一行的,迟早要跟这五问碰面。

立场——你的花替谁站?开业大堂金碧辉煌,花篮红金一片,替开业的人站,还是替路过的众人站?婚车扎花,替体面站,还是替一对新人往后的日子站?灵堂白花,替排场站,还是替哀思站?花站的位置,就是插花人心站的位置。

态度——你的花拿什么说话?真花会蔫,绢花永远精神,你把哪一种插上案头?

对象——你的花给谁看?《讲话》里有一句大白话:“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说得跟行话一样直白。剪彩的领导?掏钱的老板?还是擦着桌子闻了一口花香就走的保洁大姐?

工作——你的花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瓶花摆在案头,花却开在田里、山上、市集上。案头那一套,是源头,还是下游?

学习——拿什么本事伺候花、伺候人?手法可以教,眼光教不了;谱内的功课好教,谱外的功夫难教。

这本书我服,服在三点上。一,它不绕。开宗明义就是立场,不跟你兜圈子;二,它不虚。每一个问题都落到做上——下乡,进厂,当学生,一条条是脚上的事;三,它不怕把话说重。“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话说得这样重,是因为事情真的重。文艺在延安是要帮人打仗的,花在我们这儿是要帮人过日子的——轻重不同,理路相通。

这五问,就是这本书的骨架。我按着自己的性子,把它们掰开,一章一章对账。

第一问立场,是全书的地基。《讲话》开讲不久就说:“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话搁在一九四二年,是说给拿笔的人听的;搁到今天,是说给拿剪刀的人听的。你的剪刀往哪儿下,先看你这个人往哪儿站。站错了,手艺越好,离花越远。年轻时我不懂,总以为手艺是中性的,谁的活儿都能干。头几年跑场子,大红大金堆得越高越显得手艺好。后来有一回,一位老太太拉着我问:师傅,能不能给我们养老院插一回花?不要贵的,便宜的就行。我随口应了,回头就忘了,过了半年想起,脸上发烧。那年冬天我果真去了——一小把康乃馨,几枝冬青,插在一排搪瓷缸里。花不值钱,老太太们捧着不撒手。从那天起我知道,手艺不是中性的。剪刀一落,立场就落在花里了,藏不住。立场这东西看不见,可摸得着:翻一翻一个花匠的花材单,看他备没备着便宜的常备花;看一看他的价目表,有没有给普通日子留的位置;听一听他教学生的头一句话,说的是花还是人——三样看完,立场就出来了。到结论里,《讲话》把这一问钉得更死:“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头一回读到这句话,在椅子上坐直了。三十八年答了一半的题,题眼原来早写在一九四二年的窑洞里。这一问,我放在第一章发问,第六章对账。《讲话》里还有一句话,我读到时出了身汗——它说有的作品,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花行里有没有?有。花是社区的花,口味是评委的口味;客户是街坊的客户,造型是杂志的造型——作品成了自己的镜子,不是别人的窗子。镜子和窗子,一字之差,差的是立场。

第二问态度,紧跟着立场。歌颂还是暴露,是一九四二年延安吵得凶的事。《讲话》给的不是和稀泥的答数,是一杆秤:问题不在歌颂还是暴露,在对什么人。插花这一行不吵这个,我们吵的是真花假花、时令与陈列,可根子上是一回事:你拿什么面对日子。真花会谢——会谢,所以郑重;绢花不谢——不谢,也就不必郑重。花行的态度,还藏在忌讳里:探病不送大红,灵前不用艳色,贺寿不摆白菊——不是迷信,是心里装着看花的人。日子有苦处,花不必假装苦处没有,但可以陪它缓过来——探病的花不必艳得发假,也不必素得发冷,一枝颜色正的花,说的是“日子会好”。开业花篮的贺词也一样,要贴着人家日子唱,卖豆腐的写“日进斗金”就假,写“豆香满街”就真。行里老话说,三分手艺,七分心。心就是态度。第二章,我拿一节真花课来对这一问。

第三问对象,最像行话。“给谁看”三个字,插花人天天在心里过,过完了未必说出口。商场橱窗里的大作,做的人得意,看的人匆匆;社区花课上老人家歪歪扭扭插的一小束,摆上正对菜市场的窗台,一摆一个月。哪一件算真作品?《讲话》里说,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你连看花的人都不认得,你给谁看?《讲话》里还有个词叫“英雄无用武之地”,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我们这行也有这样的“英雄”:满口曲线、色调、空间构成,进了社区课堂才发现,人家老人家最想要的是一把便宜又新鲜的月季。插花比赛我也当过评委,赛场的花插给同行看,越插越奇;菜市场的花摊没有评委,花插给街坊看,越插越实。两套眼睛,得配一双腿。有一年我带学生做过一回笨实验:同一款手捧花,上午摆进商场展台,下午摆进社区活动室。展台那束,两个钟头七个人停下,还有一个是来避雨的;活动室那束,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不知多少回,最后被一位阿姨要走了——她说她孙女明天满月。花是好花,两处都是它,差别在它对面站的人。对象不是固定的一群人,是流动的一生:出生时有花,成家时有花,病床前有花,送别时有花——一个人一辈子跟花打交道的关口,一只手数得过来,每一个关口都不该被糊弄。第三章、第四章,我去社区、去花市,把这笔账对清楚。

第四问工作,里头有两层。一层是源流:花从哪儿来。一层是普及与提高:花往哪儿去。先说源流。《讲话》讲,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过去的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往根上捋,花有三条来路:一条是信仰的路,六朝佛寺里香花供养就已成风;一条是礼俗的路,婚丧嫁娶、四时八节,中国人拿花把日子标了色;一条是生计的路,花市、花担、花田,多少人靠花吃饭。三条路最后在案头汇合,才有了我们手上的这门手艺。我母亲那一辈人没读过《瓶史》,可她们懂得花:灶台上插一枝芍药,窗台上供一盆水仙,红了办喜事,白了送远行。什么日子配什么花,她们不用想,手比脑子快——那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分寸。分寸这两个字,谱上没有,日子上有。日本的瓶花、欧洲的几何,是后来借来的支流——借来的水能用,认不得当源头。瓶花是流,人民的窗台才是源。再说普及提高,《讲话》说对大众“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插花这行最不缺锦上添花,最缺的是把一枝真的花,送到真的日子跟前。第十、十一章谈源流,第七、八章谈炭与花。

第五问学习,最扎手。《讲话》说,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插花人的“社会”在哪儿?在凌晨的花市里,在婚丧嫁娶的场子里,在酒店后场冰桶的磕碰里。学校教的是谱,社会教的是谱外。社会这所大学,课程表我自己列过:第一门,看货——同一把非洲菊,早市的和午市的差着成色;第二门,看人——买花的手往哪儿伸,几成要买,一眼要有个数;第三门,看场合——白事的菊花论枝,喜事的玫瑰论束。后来又添了第四门,看时候——年节前三天是金子,节后三天是草。这些课,教室里开不出来,学费是真金白银交的。我一九八九年跟着父亲进花市,头一课不是插花,是看人——什么人买什么花,什么日子走什么货。父亲算盘打得不精,人情算得极精,他说卖花这一行,货是死的,日子是活的,花要跟着日子走。第五章,我请一位市场老花匠出场。

说到这儿,先解开一个疙瘩。有同行会说:延安谈的是革命文艺,生死存亡的事;我们是和平年月的小生意,两边能比么?

能比的不是时代,是关系。《讲话》字面上处理的是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骨子里处理的是文艺与人的关系——谁写,写给谁,写了人家接不接。花匠跟花、花跟人的关系,一模一样。我把这层意思跟睿文说过,他回了一句:爸,那就别绕了,往深里写。

五问摆完,有人还要笑:插花是闲情小道,攀得上这么大的题目?

我不服这个“小”字,讲三条理。

一条,花在中国从来不是闲情。《讲话》讲文化战线,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花匠不在前线,可花匠在人心。佛前供花是信仰,堂屋瓶花是家道,婚丧嫁娶是人情——中国人心里最软的那些地方,花都站着岗。软的地方,恰恰是要紧的地方。花治不了病,花稳得住心。

二条,中国人把日子过成了花。小孩出生有洗三的花,女儿出嫁有陪的花,老人寿席有摆的花,清明坟头有压的花。绣花样子、剪纸花样、瓷上缠枝——花开在门楣上、衣襟上、碗沿上。不识字的老太太看不懂书,看得懂被面上的牡丹——花是老百姓通用的文字。一个民族把花用到了生老病死的每一道关口上,你跟我说这是闲情小道?

三条,手艺不分大小,方向只分对错。绣娘一枚针,木匠一柄凿,方向对了都是大道,方向错了都是小技。花匠手里一把剪刀,剪的是花,露的是心。方向对了,一枝野花也立得住;方向错了,满堂金玉也是空的。

反对的声音还有一种:插花够不上文艺——文艺是小说、戏曲、电影的事,花是园艺,是装饰。

这一条,《讲话》自己就替花说话了。它谈文艺,没把文艺说小,谈的是一切观念形态的作品怎么面对人。花艺属美术一脉,手上有艺,案头有美,凭什么自外于文艺?我们卖花的时候不嫌文艺大——“花艺”两个字挂出去,店里体面;轮到谈文艺为人民,又嫌这顶帽子沉——天底下没有这么占便宜的事。帽子既然戴了,帽檐底下的事就得认。

所以这本书要谈方向。花间的书我写了十几本——红楼、西游、三国、水浒、人文——都在花里讲故事。故事讲完了,该问路了。这一本不讲故事,问路。十八个章节的名目,这里点几个,读者先有个地图:花为谁开,真花假花,插给谁看,访花,根本问题,雪中送炭,阳春下里,唯一源泉,瓶史是流,盛衰同构,断代与复兴,自己的花,花品人品,花的整风,孺子牛。章名连起来念,就是一条路。可以顺着读,也可以挑着读——做花店的先读对象那几章,带学生的先读教育那几章。每一章末尾有一句封章的话,十八句连起来,是这条路的十八块路碑。你读完要是能背出三句,这本书就不亏。

正道两个字,别听成大词。花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就是花间的正道。中间那一来一去,是我三十八年的脚程。验的标准不在书里,在各家的窗台上——书里的道理要是落不到窗台上,那就还是纸上的道理。

还有一层,交个底。《讲话》开讲之前先立了个规矩:“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举手赞成。定义是纸上的,花是带露的。我这本书里只有现场:一单开业花篮,一堂社区花课,一次凌晨的花市,一回回广陵的乡下。从现场生出一个问题,拿着问题去《讲话》里对答案;对答案的时候,请几位老证人到场作证——白居易在长安的花市里问过,杜甫在城春草木深里问过,李时珍在山里问过,屈原在江边问过,歌德在书桌前剥过花,川端康成凌晨四点守着海棠没睡。对完了账,回到现场,把开头那件事收束,一句话封章。

十八章,一条河——不是十八块田。河有河的流法,顺流而下,各章接榫,前章发的问题,后章必收。问题从上游流下来,一问接一问,到最后一章,汇成一句话:俯首甘为孺子牛。

绪论请的证人不来自花行,来自文明的开端。为什么?定方向的事,要找最老的源头对表——源头对了,后面的路才不会歪。问方向的人,先看看文明的方向都是在哪儿定的。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地球上好几个地方的人,几乎同时在树下坐了下来。

曲阜。孔子在杏坛设教。《庄子·渔父》里写: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一株杏树,一群学生,一把琴。没有讲义,没有课表,先生弹琴,学生读书,杏花看着他们。中国人后来把讲台叫杏坛,一叫两千年。露天讲学,遇雨则散,遇晒则挪——挪来挪去,最稳当的地方就是树荫。树荫底下的学问,带着风声鸟声,不端架子。曲阜孔庙里如今还留着杏坛,我去过,站在亭子底下想:一间没有墙的课堂,靠一株树荫立了两千五百年。后来讲学进了屋,花却没有退场——讲台上总要搁一盆时花。花跟着学问走,从树下跟到了屋里,一直没有散伙。我们这一行,说白了就是给学问和日子当中间人的那一行——委屈的时候想想杏坛,先生也没听见几声谢,两千五百年了,学生还坐在他坐过的荫凉里。

雅典城外。柏拉图在一片橄榄树林旁的学园里讲学,一讲四十年。后来的Academy——学院——这个词,就是从那片树林里长出来的。树荫底下坐着一圈人,讨论正义,讨论美。据说学园门口刻过一行字: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树荫不挑人,学园倒挑人——花匠要守的是树荫那一头:门槛可以设在学问上,不要设在人身上。雅典人讲,雅典娜跟海神争这座城,海神变出一匹战马,雅典娜变出一株橄榄树,城里人要了橄榄树——能吃,能榨油,能点灯。树赢了马,雅典城的根上就有一株树。这座学园开了将近九百年,王朝会倒,树荫底下的道理不倒。

还有一个地方,更早。古印度的伽耶,悉达多太子在一株毕钵罗树下静坐,睁眼看见晨星,成了佛。那株树从此叫菩提树——觉悟之树。后来阿育王的女儿把树枝带到斯里兰卡,栽活了,至今还活着,两千三百岁。树下证悟,花开拈指,佛教与花树的缘分,从根上就结下了。

三间课堂,两株树,一株菩提,隔着千山万水,都安在树下。这是巧合么?我插花的人看,不是巧合。树荫替人挡了太阳,果子替人充了饥——树把一切给了课堂,不收一文钱。人在花树跟前坐下来,心先静了;心静了,道理才进得去。这个道理,我们这行天天在用——花不说话,花让人坐下来说话。更要紧的是:树下没有门槛,树荫不挑人,谁走得累了谁坐。文明在树下定了这个调子——道理要讲给所有人听。花也一样,花开不挑人,帝王将相看它是花,挑担子的看它也是花。花从来不是文明的装饰,是文明的现场——文明的头几课,都是在花树底下上的。所以插花的人不必心虚,更不必觉得这一行小。你经手的那一枝,往上数两千五百年,正是人类坐下来讲道理的那个地方。想到这一层,手里的剪刀就沉了三分——沉的不是分量,是来历。来历清楚的人,下刀才稳。

第二天上午,我把想好的话回给了睿文。我没有直接答他的“往哪儿走”,先回了他四个问题:你的花替谁站?给谁看?从哪儿来?凭什么算好?

他回:爸,你这是让我考试。

我回:是我考了三十八年没考完的卷子。

他隔了一会儿,回了两个字:想想。

我又补了一段:四个问题里,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凭什么算好。我给他三个验法:一验案头,立在案头像不像话,这是手艺关;二验日子,放到人家日子里顶不顶用,这是心意关;三验年头,过了十年还记不记得这瓶花,这是心气关。手艺关骗不了同行,心意关骗不了客户,心气关骗不了岁月。他回:爸,你这验收标准比质检还严。我说:手艺的活儿,本来就该比质检严——质检管的是货,我们管的是人家的日子。他把这句话抄在店里的黑板上,说是给员工看的,我看是给他自己看的。

又过了一阵,他补了一句:桂香我闻见了。爸,枝子借我剪一枝。

我回:剪一枝,留一树。

这四个字也是我写书的规矩。花间系列写了十几本,好比老桂的树冠;这一本《花间正道》,是从树冠上剪下来的一枝——根子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花,中国人的心思。写这一笔,不伤那一树;树也护着这一枝。

那天夜里我没睡踏实。想的不是答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来——手艺难了的年代,方向这个问题就冒头了。通到哪儿?要答,不能哄。哄自己,哄学生,哄这一行,最后花跟着遭殃。

那几天我给几位老同行打电话,问他们:要是只能给学生留一句话,留什么?电话那头先是一阵牢骚——泓哥,不是我们不讲初心,是房租不讲初心。牢骚发完,还是给了答案。一个说,手别停。一个说,心别黑。还有一个笑,说:花有价,人无价,这句你拿去用。嘴上喊转行的人,心里都还留着一块花田。

四个问题,我抄在一张纸上,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每天动笔之前看一眼——底下还添了一行小字:别忘了问的人是谁。案头那枝秋桂,香到第四天,淡了。第五天,花絮开始发褐。我把它取下来,没扔,搁在窗台上晒着。花有花的时候,方向的事急不来,也不能不问。这本书,就是我替这一行做的“想想”。

写下来的头一问,也是全书最重的一问:花为谁开。这一问答不顺,后面的手艺全是空转。这一问,从一单开业花篮说起——那单活儿做完,我给学生讲了一句他一辈子记得的话。什么话,下一章见。

 “这本书只问一件事:花,到底为谁开。”


看累了就休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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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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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绪论

《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第一章

《花间正道——插花艺术的方向问题》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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