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插花的历史是怎样传承下来的？从南朝便有了最初的开始。关于插花，里面除了蕴含大量传统文化外，其中也表现了中国古人审美水平的逐步提高，从宏观的手法，再到细节的着眼，加上高超的插花技艺，让这段充满芬芳的历史陶醉人心。

插花的进程还要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南朝一位晋安王，名叫萧子懋。7岁时，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家人于是请来僧人为其作佛事祈福。佛前供有荷花，插在盛满水的铜罂里。萧子懋担心母亲的身体，于是在佛前发愿: 如母亲能够病愈，那么佛事做完荷花不凋萎。果然，连续七日的佛事做完后，佛前的荷花不仅没有枯萎，反而更加鲜红，甚至还长出了些许须根。从这个故事里可知，至少从南朝开始插花供佛已经很普遍。

罗汉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汉之前中国就没有插花。仰韶文化中的五瓣花纹彩陶盐、《离骚》里屈原的“纫秋兰以为佩”等，都暗示着插花与古人的关系。1982年出士于青海平安县的一件东汉画像砖上，相对而坐的两人间，直接刻画了一瓶盛开的鲜花，许多人觉得这应当是爱情之花。

在东汉以后，插花就不仅拘泥于佛前供花，而出现在更多的场合，形成了不同的品类。诸如: 春闺插花、宫廷插花、文人插花等。其中，文人插花影响最大，它流行自汉唐，繁盛于明代。尤其是明代万历年间，三个人和三本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达到了巅峰。

高濂在三人之中最为年长。他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万历元年(1573年)前后，已过不感之年的高濂屡试不中，奉父命捐官，在北京鸿胪寺等了三年后，也未能得到候补的官职。1574年，其父去世后，高濂终于回归了自己理想的隐居生活。正是后期的闲适生活，成就了高濂戏曲家的名声，也成就了《遵生八笺》。这本书于1590年写成，“扫雪烹茶玩画，四时调摄养生”，《瓶花三说》即为其中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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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另一本插花专著问世，即张德谦的《瓶花谱》。虽说是书，但实际上只有不到2000字，论及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八个部分。与高濂六旬方写就《瓶花三说》相比，张德谦可谓少年才子。《瓶花谱》写成时，张德谦才19岁，无怪乎他提笔即言: “稚龄作是数语。” 张德谦生活在长洲(今江苏苏州)。1595年，《瓶花谱》写成并刊行时，袁宏道正在邻地吴县做知县。

袁宏道比前两位名气要大，连《明史》都收录了其传记。他与兄长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反对王世贞等提倡的拟古之作，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又因其为公安县人，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向往自在闲适，这与袁宏道的仕官之途相左，以至于在他40余年人生中，竟有3次入仕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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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吴县县令还没当多久，他便一连给上司递去七份辞呈，很快返乡去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三年后，在京城任职的袁宗道给弟弟写信，让其上京为官，袁宏道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赶赴北京。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沙尘在天空中翻滚。管辖今天北京地区的顺天府衙门里，迎着风沙悄然走来一位文士的身影。他就是新上任的顺天府从九品儒学教授袁宏道，主要管理府境内的学校行政工作。

袁宏道喜欢插花，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瓶花斋。当时有位文人黄道元，书斋也起了这个名，中郎(袁宏道字)不以为重复。见他斋中清贫，这瓶中花却别添清韵，中郎欢欢喜喜地作了《戏题黄道元瓶花斋》诗: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支四支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傍佛杨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娇妍光华，何必什么奢侈装饰呢?

在这样的氛围和心境中，他也许只能选择一瓶、一几、数枝花观赏而已。花的喜怒悲愁，化成了慰藉他的心灵的诗意，借由那支生花妙笔，写就了《瓶史》一书。这一年他32岁。

《瓶史》第一节是引子，表明了袁宏道写书的初衷: 幽人的士，远离世上名利的算计、奔竞，不喜欢声色犬马，唯独钟情于山水花竹，以寄隐逸之心。这令自己这个小官着实羡慕。不能学他们遁入深山做隐士。唯有爱花种花，可是居所狭隘，又常迁居，不得已，只好“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这样，不用辛苦忙碌地种花浇灌，又能观赏名花，让自我获得快乐。

袁宏道认为“择水”是保鲜的关键。京师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等都是好水，而桑园水、满井水、沙窝水、王妈妈井水，虽味道甘甜却不能使花木繁茂。“梅水”是养花的好水，水初入瓮时，可投入一块烧热的煤，梅或许是煤之谐音。据说这水经年不坏，不但适于养花，还能烹茶。

通读三书，尤其是高濂的《瓶花三记》,令我不由得感慨，那时的奇花异草并不输于当下。 王世懋是高濂的同时代文人，他在《学圃杂疏》中记录了一种奇花锦边莲: “近于南都李鸿胪所复得一种，日锦边莲。蒂绿花白，作蕊时绿苞已微界一线红矣，开时千叶，每叶俱以胭脂染边，真奇种也。”这奇种，在清代文士蒋廷锡的画作《赐莲图》中可看得分明。蒋廷锡得到友人赠送的锦边莲，欣然插在瓶里，作画并题诗：“红线光中绿盖翻，锦边新折李家园。”画中青瓷瓶插二朵莲花，瓣边染以红线，配以荷叶，几茎水草，尽显飘洒俊逸。这锦边莲，也是《瓶史》记载的最适宜插花的名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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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思量，袁宏道所言花之喜、怒、寤、寐、晓、夕，其实正是通过插花的姿、形、色泽来传达的。插花花枝之姿本可分直立、倾斜、平出、倒挂四种，都指向不同的花之情绪。如宋代佚名《胆瓶花卉图》，瓶中菊花花朵或正平作立姿，或背侧，说明日色不很强，属于融融薄日，但皆大势向上，而叶子也多向上，都迎着阳光，只有下部倒挂的叶子处在阴面，正是花之晓。

每当京城风霾来临，袁宏道就开始担心自己的瓶花受到困辱，于是像对待人那样，要给花洗沐。洗沐也不是随意而为，因为花如人一样有不同的性情，最好是在花之晓时进行。以泉水细细地浇注，就如微雨、清露之美，手是断然不能触碰的，否则是对花的猥亵。花，如人一般，还要有随从服侍的婢女，她们的美也应当是相宜的，比如，他主张“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

袁宏道的这些举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邱春林看来，有别于先秦以来文人以花比德、砥砺人格的做法。他说: “明清文人对瓶花的重视自然也有类似的意图，但他们在利用瓶花陈设陶冶个人情操的同时，还表现出别样的精神诉求，即他们不过分强调花卉作为精神象征的喻体，而是还原它们物质性的美，释放它们的娱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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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说，取花如取友，以此推而广之，他所设想的人与物的关系是亲密和谐的，被精心设计好的环境可居、可恋、可游、可安心、可动情，物就是被闲情的外化。”至此，开篇提及的中国传统插花有什么独特之处，这就是了。精美的花器，有花、有果，与香炉文玩等一起营造的艺术意境，就是中国传统插花之道，也正是中国文人之心、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