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花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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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本起经》载：
“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
瓶花，始于佛前供花，最早可追溯至南朝瓶花供佛的礼仪，而后在文人中流行起来。明代文人对瓶花的赏玩与热爱已臻化境，文人们以花会 友、修身养性、切磋学艺、炫才耀能，是宾主尽欢的精神飨宴，更是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本文试对明代文人的瓶花趣味加以探析。
明代瓶花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诸多有关瓶花的理论著作，如高濂的《瓶花三说》、 张谦德的《瓶花谱》、 袁宏道的《瓶史》、 文震亨的《长物志》以及王象晋的《群芳谱》等。同时，以瓶花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不绝，如边文进《岁朝图》、 陈栝《平安瑞莲图》、周之冕《岁朝清供图》、马守贞《岁朝图》、陈洪绶《瓶花图》等都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瓶花审美趣味。明代瓶花的兴盛，既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又与明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
明 陈洪绶《清供图》
瓶花可管窥当时社会形态
明清科举达于极盛，八股制义，亦是自身弊病达于极甚。八股文堪称绝艺，需要作者知识博杂，义理依仁据道，文辞古雅华瞻。明代文人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了八股文上。文人们在修炼八股文时，杂览群书、博古尚雅，亦可充分炫才逞能。随着科举兴盛，文人阶层不断扩大，各类文学杂艺由文人导入传播，诸艺勃兴，如金石、刻竹制扇、赏瓶鉴陶、古刻碑拓、造园雅集、填词唱曲、焚香制琴，品茗莳花等蔚然成风，并带动整个社会艺术化趋势。
明中晚期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文人参政遭遇风险的可能性极高，遂投身雅逸修身养性活动之中，刻意与时政保持一定距离。在此背景之下，文人们对于瓶花的热爱与追崇，便不足为奇。插花活动在文人雅士的促进下，盛极一时。
在经济方面，明中晚期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万历年间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
“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余乡二三百里内，自 丁酉至丁未（1537-154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 ：此乱象也。”
时人好奢靡，高调张扬的现象已趋普遍，令人惊骇。张岱《自为墓志铭》中坦言 ：
“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亦可管窥当时社会文化形态。经济繁荣文娱活动蓬勃，文人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精细化的享受与追求渐成为文士阶层的流行风尚，加之商品经济日益阜盛，手工业发达，科技进步的推动，花卉种植业随之也迅速发展，助推了瓶花的兴盛。
明 周之冕《岁朝清供图》
瓶花拥有独立场域
明代文人士大夫们仕途多变，无法长期定居于一地，园林山石草木不能随身携带，瓶花作为微缩版园林替代物，成为案上林泉，供文人们游赏四季变换之兴味，体味清雅、幽逸、闲适、散淡的生活本相。
案上游园，四时之花苑囿于隅。瓶花以其相对的灵活性，满足了在有限的居住空间内重现自然景象，诠释自然意境，进行各种可能的意象构建，以呈现文人其独特的艺术趣味和审美风格，同时维系了文人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归隐山林、超脱避世的理想境界。明代瓶花艺术，是远离政治场域而营造一个纯粹的审美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文人以花会友、修身养性、切磋学艺、炫才耀能，是释放政坛失意或人生理想不顺遂的减压平台，鉴赏者与艺术品之间物我两忘、主客交融，更是宾主尽欢的精神飨宴。
花木本无情义，由于人们的情感投射，故生“草木之情”。通过“移情”，妙趣万端的花木便通了人性，各具性格，牵引出文人雅士在赏玩过程中的心灵意绪。一枝花，一片叶，一座石，一汪水，古代文人总能于细微处见宏大，清浅中见深刻，以物寓理。好的瓶花作品，既能体现插花者的审美思想与趣味，亦可见插花者的胸襟与艺术修为。
张谦德曾提出“天趣”， 作为瓶花的美学标准。瓶花返璞归真，清新脱俗，才有淡雅高远的气质与诗意。然“天趣”也最难拿捏，与绘画“谢赫六法”第一法“气韵生动”异曲同工。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 ：
“ 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
同时他也提出提升之法 ：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
插花者富有学养，审美旨趣高，所插瓶花必然清雅脱俗，这不正是得“天趣”之法吗。
明 马守贞《岁朝图》
清雅复古的瓶花美学
张谦德在《瓶花谱 · 品瓶》中强调，插花择瓶“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的复古旨趣。也反映了明代文人崇古、尚清雅的瓶花风尚。
金石学经宋元发展，到明代兴盛，助推了文人阶层崇古、摹古、赏玩夏商周三代器物之风。明曹昭 《格古要论· 古铜器论》载 ：
“ 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质素无文，周器雕篆细密，而夏器独不然。常有夏器，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
三代铜器质朴稳重、文气端庄、做工精细，为文人雅士所钟爱。古铜器被袁宏道称作“花之金屋”， 还宜插花，《 格古要论》载 ：
“ 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则就瓶结实。”
李渔《闲情偶记》载 ：
“ 瓶以磁者为佳，养花之水清而难浊，且无铜腥气也。然铜者有时而贵，以冬月生冰，磁者易裂，偶尔失防，遂成弃物，当以铜者代之。”
可见古铜器插花，独具优势。
明人插花以瓶为主，一改宋元盆花和瓶花两种形态雄峙并举的局面，尊、罍、觚、壶皆可入花。从 明初画家谢环所画《杏园雅集图卷》、唐寅《琴士图》，到明中晚期陈洪绶的《清供图》《 瓶花》， 及至沈周、文徵明等众多名家的画作上，均可见到花觚簪花作为文房清供、装点文人雅集的场景。而在插花方法上，明代人更注重瓶花美态的呈现，亦会因时令、场地不同，对花器材质、大小进行选择搭配。《 瓶史》言：
“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书院布置方妙。”
“ 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绳束缚。”
此外，此时的花瓶开始普遍使用单口或多口内胆锡套管来固定、支撑花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还介绍了做“撒”的方法 ：
“ 以坚木为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则或偏或方，或为三角形；但须圆其外，以便合瓶。”
今日故宫所藏花器便是例证，不仅有单孔或多孔来管束花枝，且有多种镂空花纹做装饰。这些技巧的使用，不仅可延长花朵和花器的生命，更令插花者有了自由发挥的创作空间。
明 陈栝《瑞阳图》
与此同时，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渐趋成为花瓶主流，时人大量仿制宋瓷（官、哥、汝、定、均、龙泉等）， 以汝窑“天青色”为佳品，崇尚清雅，极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崇古意趣，也从侧面助推了瓶花的兴盛。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治政府最完备的朝代之一，也是文人政治境遇最优裕从容的时代，相比之下，明代文人的政治境遇就要窘迫得多。明代仿制宋瓷之举，似乎也暗含着对宋代文人境遇的无限向往。
另一方面，明代文人以“清、疏、淡、远”为瓶花审美逸趣标准，这与当时“阳明心学”“ 复古思潮”“ 理、象、气、数”等概念不无关系。明代“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重要文学理论，文学复古在明中期文坛掀起了一场波澜，学风、士风、民风、文风的变化与嬗递，均与此时思想态势紧密关联。
由此可见，明代瓶花艺术生活层面的崇古，无疑是整个社会复古思潮现象的缩影。
明 陈洪绶 瓶花图
即物见道，花品即人品
《周礼· 春官· 典命》载 ：
“ 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
《 国语·周语中》载：
“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
“ 九命”“ 九品”职官分类法于周代始，延续至清代，影响范围广，在文学艺术、农商医药、动植器玩、社会生活等领域皆可见其序列时风。宋代张翊《花经》有“九命升降”法，为花卉评级排序。明代张谦德《瓶花谱》有“九品九命升降”法，给花卉编排等第次序。
《瓶花谱· 品花》中将兰、菊、石菖蒲等位列一 品九命，等次最高，其中兰、菊位居前列。《 瓶史 ·品第》将梅列为上品，居魁首。这些花卉都是古代文人雅士极爱之物，常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及绘画中。宋代王贵学《王氏兰谱》云：
“ 兰，君子也。餐霞饮露，孤竹之清标 ；劲柯端茎，汾阳之清节 ；清香淑质，灵均之洁操。”
兰品性高洁，体现了文人对风骨的看重。周敦颐颂赞菊乃“花之隐逸者也”， 晋陶潜独爱。菊花傲然凌霜，独吐幽香，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士象征。唐张籍《寄菖蒲》：
“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节。仙人劝我餐，令我颜色好。”
菖蒲不沾污泥，仅仅凭借净石与清水生存，仿佛是不肯与浊世同流合污的高士的化身。将花卉按雅俗排位品评，既是对花卉品性的重视，亦是对文人品格的看重。插花者往往赋予此类花不同的品质与象征意义，同时对花的形、色、质、韵等都十分讲究。花品即人品，即物以见道。
明代文人的瓶花趣味，反映了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影。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通过崇尚风雅的方式以释放生存的窘境，也可领略和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博雅生活。
明 周之冕（传）《猫与瓶花》 立轴 设色纸本
参考文献 ：
1.（明）张谦德，袁宏道著 . 瓶花谱 瓶史 [M].北京 ：中华书局，2012 年 7 月。
2.（明）董其昌 . 画禅室随笔 [M]. 浙江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 3 月。
3.（明）高濂 . 遵生八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4.（明）文震亨著，李霞，王刚编 . 长物志 [M].江苏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 年。
5.（明）李乐 . 见闻杂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6. （明）张岱著，夏清影译注.陶庵梦忆[M].陕西 ：三秦出版社，2018 年 1 月。
7.（明）曹昭 . 格古要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