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 vs 现代技术
刘肖健（浙江工业大学）
这是一篇思考非遗本真性与现代技术关系的随笔，有点长，准备多分几次发出来。
创意之代码里有不少长文，以致有围观群众抱怨，手指划好久都划不到底。这些文字之所以这么长……其实为了方便我自己集中查找资料。我习惯于在一篇文字里对一个问题做全面审视，所以不太想为了增加发篇数而把一篇长文拆成十几篇慢慢发。
本文起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手写，后来整理成连贯的文字。因为不是学术论文，所以并不严谨。不过我挺喜欢这种发散思维，随意的游走可能会不经意间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价值。
文字保持了最初笔记的结构，大致是线性的、链式的，跟思考这个问题的顺序相似，而不是遵循学术论文那种很八股的（当然也是很严密的）框架。
======== 目录 ========
1.缘起
2.可变与不可变
3.结构与分解
4.软硬结构与进化
5.软硬结构的外部逻辑
6.经验与结论的推广vs方法的推广
7.方法学：信息与建模
8.信息本体
9.本体与本真
10.内部特征模型
11.生产流程视角：设计&制造
12.公理设计：结果vs过程
13.知识资产与信息视角
14.I-Space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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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越复杂，就越不要指望能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搞定。不同的理论或方法之间的协作有很多风险，它们就像不同的操作系统，需要解决兼容性问题，但也蕴含着广阔的创新成果空间。
1. 缘起
非遗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或“原真性”）概念，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但却不太好精确定义。这里暂借一篇文献中的说法，“本真性是一个更侧重历史范畴的概念，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曹洋，2014 ）。
开始思考本真性问题是2019 年参加工信部的“设计扶贫”活动，造访了一个剪纸国家非遗基地。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在招募志愿者的通告上看到了他们提出的技术需求——
“ 开发一套剪纸设计辅助软件，将需要设计的人物肖像与山水风光图片通过软件处理，直接生成剪纸线条图，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进行手工刻制。 ”
当时的直观感觉，有两个问题：
1） 软件在非遗中这么用，怕是有点不对头吧？剪纸的非遗门类是“传统美术”而不是“传统技艺”，而这个技术需求，偏巧就把传统美术环节的设计和艺术创作工作交给了计算机。至于手工刻制，那些既没有“剪”也没有“纸”的数字剪纸图案依然是剪纸，只要艺术特色还在，就可以得到大众一致认可，跟是不是手工做的倒是真没太大关系。这种坚持好像……不那么必要。
2） 基地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如此全面地拥抱现代技术，该不会是对技术有什么误解吧？不过想想也有可能，偏远地区的职业老艺人准确理解现代数字技术的能力范围本非特长，这点即使高校里非本专业的学者也难把握。
这次调研经历，让我开始有了探寻非遗本真性与现代技术介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想法，因为实践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现象。
2. 可变与不可变
从产品设计和开发的角度，非遗的本真性其实就是“留什么、改什么”的问题。《中国非遗法》提出了包括商业化开发在内的若干鼓励措施，文化部（现在叫文旅部）2012 年的文件《关于加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也把“生产性保护”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手段。所以产品设计的介入是逃不掉的了。
既然是商业化开发，那就是允许创新的，因为商品总得有专利吧。非遗没有专利，属于全民所有，甚至全世界所有，看看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就知道了。非遗IP 的共享属性和商品专利的私有属性是不矛盾的。
非遗全民共享这一点，会变成其本真性保持的一个大麻烦。不过，倒是可以把专利侵权的判定标准反向用于本真性的维持上。比如外观侵权是以5 点（？）相似作为评判标准的，那么对于非遗产品是否保持了本真性，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来做呢？比如规定至少需要几点与历史样本的综合特征相似才算保持了本真性，才能冠以“XX 非遗”的名号。
要想这样做，少不了对“本真非遗”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因为非遗可以看做是一系列样本中的提取特征，而不是某款具体非遗产品的精确描述。这种界定工作其实是挺困难的，单是从历史样本中提取特征就是个技术活儿，再判断在若干点上的相似性，最后还要给出综合估值的算法，这已经不是一个文科课题了。
本真性有点像用户意象，它并不是完全客观地存在于产品中，而是很大一部分存在于用户的意识中。试想，如果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用户群体不存在了，“本真性”的概念还能剩下什么？所以，非遗的本真性有点像Gibson 提出的affordance 概念：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或者，即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既然允许创新，那么新开发的非遗产品必然跟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有所不同……但是还得“有点像”，必须能让人一眼认出它的祖宗是谁。
那些必须留下来不能变的东西，自然就是本真性的载体了。
因此，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或非遗产品创新）这个主题本身就蕴含着对本真性的理解和操作，“扬弃”是每个创新者实际上都在遵循的基本行为原则。只是这种行为尚未提升到表层，也没有建立明确的规范、标准（即正式norm ），或某种有意识的引导，即非正式norm ——如果正式norm 不可行的话）。
3. 结构与分解
既然要在非遗中分出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那么非遗本身必须是一个可分的结构体才行，需要研究者像打开原子观察中子、质子一样去观察它。这就需要对非遗进行“建模”了，弄清它的子结构、子结构之间的关联，及其内外部特征，如非遗在现代环境中的生存受哪些因素影响。
这有点像生物体的环境适应性——环境变了，有些物种消失了，有些则活了下来，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适应性的差异？有没有基因层面的解释？非遗的“基因”是什么？所谓的“文化基因”对非遗可用吗？它有没有可操作性（不能直接进行赋值的“基因”不能算基因）？能否对非遗的基因进行直接操作以获得我们想要外部特征，如对某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有关非遗本真性的研究，停留在抽象思辨层面的比较多，而解剖式的研究比较少。非遗个案的具体研究并不缺乏，但是能提炼出本质的同样少。看看相关文章的结论就能看出来，实践性强的研究者一般并不擅长逻辑严谨的抽象建模，这使得他们的宝贵经验在推广应用时必须格外谨慎。
要建模，就要对非遗的各种要素进行分类、分解，比如区分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但一线实践专家往往并不习惯从事这种概念性工作，他们会觉得把一个优秀的非遗产品设计出来才能体现最大的价值。
非遗研究需要一种结构化的描述，且这种描述由于涉及不同的概念层级和视角，研究工作需要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分工协作。是个挺艰巨的任务。
4. 软硬结构与进化
面向“本真性保持”目标对非遗进行结构化建模，从“可变/ 不可变”这个最通俗的目标出发，我直接想到的一个理论模型是赵南元的“软硬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是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来的，已经有些年代了，最早公开发表是在1994 年。近30 多年来人工智能的进展日新月异，但这个模型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简单说，任何一个可进化的对象内部都可定义出软结构和硬结构。硬结构是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支撑物，软结构则是探索各种变化并进行适应性建构的机制，生存能力强的软结构会逐渐硬化。软硬结构模型不仅仅是用于人工智能，而是用于描述一切人造系统的形成与进化机理，包括理论体系、价值观、科学技术，甚至建筑之类非常具象的东西。
进化的基本机制是选择与变异，选择的依据是价值评价，因此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纽带就建立起来了。“可变/ 不可变”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评价基础上的选择问题。
本真性的一种评价方法，是考察非遗成为非遗之前的历史中，变与不变的东西都是什么，也即基于历史样本的分析。但这种方法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现代环境与历史相差太远，历史上恒定的东西不等于现在也不可变。
这让非遗本真性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任何问题一牵涉到价值评价，客观性就会打折。价值观没有对错之分，否则非遗的本真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解决，但实际上并不能。
5. 软硬结构的外部逻辑
利用软硬结构模型来描述非遗也有一些困难的问题，就是非遗的软硬结构之分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内部逻辑，也就是说，不是客观的，有一些外部的价值观在干扰非遗“软硬”特征的界定。例如，把一项非遗划入“传统美术”还是“传统技艺”，相当于官方定义了它的软硬结构的基本形式，对后面的保护和开发都会有影响（当然，前提是官方的操作者有这种“定位”意识）。
如剪纸，到底是应该保护剪纸纹样图案的风格，还是保护剪刻的刀功？既没有剪也没有纸的数字图案还算不算剪纸？机器雕刻在木板、塑料板上的传统剪纸图案，还算不算剪纸？
这里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部逻辑规定剪纸必须是什么样子。在旧时代剪纸还依附于纸介质的情况下，确实有一些内部逻辑，比如不能剪断，不能遮光（用于灯笼和窗花）等。而进入了现代社会，没有了实物介质和实用功能，对于印刷的或数字显示的“剪纸”，传统的内部逻辑已经解体。再对剪纸的“可变/ 不可变”做选择，就只能依靠外部的价值评价了。
对剪纸非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做判断，所依赖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是现代的和外部的——对非遗而言，“现代的”几乎都是外部的，因为它诞生、成长和成熟所紧密依赖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有个相似的现象：中医（也是非遗）对食物的性寒性温理论用于评判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外来物种应该怎么用？如果这类评判体系能建立起来，中医真的是现代化了。中医的常见判断标准一般是这个食物人吃了会怎样，吃了上火就是性温，吃了拉肚子就是性寒（大致如此）。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并不是基于食物本身的内部逻辑（它的化学成分），而是基于外部环境（人体）对它的响应。因为古代没有分子层面的化学，内部逻辑找不出来，就只能诉诸外部。
有个笑话：老师问一个孩子，怎样判断鸡的年龄？孩子回答，靠牙齿。老师：但是鸡没有牙齿啊。孩子：人有牙齿，小鸡的肉比较嫩一些。
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一样，对事物内部逻辑的认知不够，就只能依靠粗糙但简单直观的外部经验。
这种行为主义套路跟图灵测试的道理差不多，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不是这种传统的方法有多好，而是当时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现代技术给出了更好的选择呢？那就要看传统方法本身是否也是非遗的一部分，还是仅仅是服务于非遗更“本真”的内容的一种工具。
如此看来，基于外部环境的评价虽然是退而求其次，但依然有它的价值，并且很有可能是非遗开发所要考虑的主要价值。
6. 经验与结论的推广vs 方法的推广
“可变/ 不可变”不是基于非遗的内部逻辑这个特征，使得研究者必须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案，单独考察每个非遗的外部环境，包括历史环境和现代环境。
即使是非遗传承人，在对待现代技术的介入问题上也是两极分化的，有的坚决拒绝，有的则刻意迎合（开篇的剪纸是一个迎合的例子）。两者都有风险，也都带有一些并非基于本真性思考的外部因素，甚至是无关因素，比如依靠传统做法快撑不下去了。
这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因为基于个案的经验和结论推广到其他非遗中并非都行得通。
如果要推广，应该推广的是分析方法、研究方法（即调研和做事的流程、方法、套路）而不是基于个案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结论。因为从实践经验和研究结论到方法学层面的提升，并不是自然发生的，一般也不是一线实践者（如非遗传承人）所精通的。
非遗本真性的研究，最缺少的就是操作性的方法学层面的分析技术，以及从方法学角度对文献中已研究过的案例及其成果进行系统化的审视。相比而言，解释性的理论研究倒是不太缺。
如果能建立面向非遗及其本真性的方法体系，则面对新的非遗，以及审定一种文化现象是否可以算非遗时，就不是套用旧的结论修改一下，输入一个条件选项勉强得到一个新的结论，而是把方法在新对象上重新用一遍，形成针对此对象的独特结论。
7. 方法学：信息与建模
方法学层面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基础做起很有必要。方法学跟理论不一样，理论需要有普适性和解释上的自洽性，而方法学是要解决问题的，面向对象更有价值。对非遗而言，这块目前仍然比较缺乏。
非遗的研究在两个极端上比较多，要么很务实，要么很抽象很理论，中间层方法学研究挺稀有。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分不清理论和方法学的区别，以致搞出了“用哲学思想指导杀猪”的东西，招致全社会质疑理论研究的价值。
非遗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现象，由于其“非物质”这一属性标签，对其进行建模需要格外关注它的各类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内容可能会非常庞杂，围绕非遗的讨论所涉及的各种概念都有对应的信息内容，建模需要把这些信息内容明确界定出来。比如说的最多的“传承”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利益相关者以及教育模式；再如近几年频繁提到的“活化”概念，则需要对非遗这一信息体的动态存在与演化方式进行描述；等等。
作为产品的非遗（这里主要讨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两类）形式上与物质产品类似，这导致对非遗的讨论需要大量借鉴处理物质产品的一些方法，并且已经成了一种研究习惯。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意非遗产品的自身特征，就像讨论任何产品都要关注它不同于其他产品的独特之处。
物质产品由于有实体存在，“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的概念比较容易区分清楚，如形色质是内部属性，感性意象、品牌形象、性价比等是外部属性。而非遗在移除了物质载体后，内外部就不那么容易清晰界定了，对“本真性”的审视也变得复杂了许多——本真性不一定都是“内部”的。
非遗研究的方法学就是用于处理这类复杂的信息内容的。工业设计的范围拓广后也产生了诸如交互设计、服务设计等关注非物质实体对象的分支。它们面临的需求是类似的，因此方法上也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没必要另起炉灶。如果有朝一日非遗研究的方法体系被完美建立起来并能够向下兼容，则物质实体变为信息结构的附属物也是有可能的——“影子产品”有可能成为一类主流产品。
8. 信息本体
非遗没有实体（或者作为从实体中分离出来的“影子产品”对象），所以为非遗建模就需要构建它的 信息本体，包括数据、信息、知识、概念、经验、体验、技术、感知等各类无形物，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一部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为了获得永生，必须把人大脑里的全部信息复制到网络上。
非遗信息本体的复杂性在于，它是动态的。 “可变/不可变”的属性及其形成的软硬结构赋予了非遗信息本体生长演化的能力——能进化的东西都有软结构和硬结构，反过来可能也成立。
这点与产品不同。
传统的物质产品是个封闭系统，自身的本体结构（或实体结构）很少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对一个非遗信息体，变化是常态性的。因此，非遗的信息本体结构中应该把这种进化的机制或能力（可以算affordance 的一种）也一并表述清楚，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静态呈现，或一种历史的映像——如美术就是美术，手工艺就是手工艺——非遗的本体要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
建立本体模型并不是换一种方式来重新描述非遗，而是希望把非遗的各种内部外部关系都纳入这个模型中，使之成为一个包含structure 、state 、attributes 、function 、behavior 等完整系统要素的有机整体。如此，对非遗面临的各种问题就有希望利用这个本体模型推演出它的答案，然后再把这个答案“翻译”回现实世界，成为落地的解决方案。
所以，建模的最终目标还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 形式化基础，令其“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工作在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体系之上。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目标。当然，构建出这样一个模型的任务很艰巨，但至少有了目标。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乡村教师》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外星人为了判断地球的文明级别以便决定是否可以摧毁，把几个孩子的思维抽取出avatar 进行研究，而不是直接“拷问”孩子们。这种“不干预”的研究方法挺文明的。
本体模型所提供的形式化基础也是类似的东西，它让我们在启动充满不确定性而又耗费巨大的实验和实证工作之前，依靠逻辑推演先行一步。不过呢，这种“不干预”并不是怕对研究对象产生什么影响，它只是一种经济性的方案而已。
9. 本体与本真
本真性的界定有时会遇到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如某非遗濒临灭绝，此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原样不动地复制，从最终的产品形态到制作工艺流程。创新、市场等的考虑可以暂且放到一边。这种抢救性保护的课题经常有，一般都是以调研、收集样本、存档或数字化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复现其历史原貌。为避免走样风险，现代重制产品的创新空间很小。
这种情况跟保护大熊猫差不多了——整个物种都快挂了，这时候已经没法用进化论去物竞天择，人工干预续命是迫不得已的。自然选择嘛，只能等待种群规模壮大到一定程度再放归山林了。
非遗本真性的界定经常会受到这种外部环境的干扰，“可变/ 不可变”的界限也会受此影响。所以前面说过，非遗的本真性并不全是内部逻辑，也不一定都是客观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同一个非遗的本真性的认知也是有冲突的，比如非遗传承人和产品开发商在“可变/ 不可变”的界定上就不会一样，其背后的认知依据和行为动机是多样化的，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基于“非遗保护”这个出发点——非遗保护有时甚至既不是目标也不是约束，它啥都不是。这里面既有认知能力的因素，也有主观意愿的影响。这才是最真实的困难。
在非遗本体模型中考虑本真性，及其外部影响因素，也是方法学研究的内容。关键是可操作性，针对具体数据的操作。
10. 内部特征模型
鉴于诸多复杂情况，面向本真性的非遗本体模型需要一个动态的信息结构来表述。软硬结构是基于非遗的外部特征，与观察者的目的紧密相关；一个内部特征模型仍需构建。内部特征模型可用于探寻非遗进化（发生改变以适应现代社会生存）的基因层面的机理。
这个内部特征模型应该是一个解剖式的框架，它不仅要帮助看清“可变/ 不可变”这个简单分类，还要为这个分类标准给出符合逻辑的依据。因为表述本真性的“可变/ 不可变”评判标准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特征，是attribute 或behavior ，是个结论式的东西，而支持这个结论的逻辑推导过程必须由内部特征模型给出。就像一个学生由于某门课成绩差被贴上了“不适合做研究”的标签，他的内部特征模型必须能解释为什么这门课他没考好。
非遗的本真性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逻辑严密的内部特征模型对审视、评估新发现并尚待列入名单的非遗或其他文化现象也是有帮助的。
非遗内外模型有效结合才有可能为处理好“现代技术介入”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分析平台，以及一个容纳各种答案的解空间。
这种内部模型的建构工具其实是有的，而且不止一种，但是很多不在文科范畴内。这些工具并不是为解决某一类具体问题而设立，它们多少会有一些普适性，而非遗面临的问题……可能也并没有多特殊，可能只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抽象，所以看起来特殊。所以从事这类研究先不用忙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学体系，先考察一下货架上的现货好不好用再说。
11. 生产流程视角：设计& 制造
在本文的话题范围内，基于非遗的内部特征模型讨论本真性和现代技术介入，最终还是要服务于非遗产品的开发，也就是“生产性保护”。所以缩小一下讨论范围，重点讨论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两类非遗。
这两类非遗很有意思，它们分别对应着产品研发的两个阶段：传统美术对应设计阶段，传统技艺对应制造阶段。
还拿剪纸作为案例：如果印在书上、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剪纸图案人们仍然能接受它是“剪纸”非遗，说明有没有制造环节并不影响大众对这项非遗的认知。也可以说，剪纸的本真性并不在制造环节上。因而传承人提出的保留手工刻制的制作过程，其实对剪纸本真性的保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剪纸在国家非遗目录里的定位放在“传统美术”下面也是符合这种大众认知的。
相反，把设计过程全部交给程序去完成倒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因为程序的行为有能力“篡改”剪纸的本真特征——现代技术已经介入了“本真区”，风险因素是潜在的，这比动用雕刻机进行自动雕刻要严重得多。
现代技术的介入并不能武断地判断为“合适”或“不合适”，即使对剪纸这项特定的非遗，即使数字技术已经介入了它的本真区，下结论之前仍然要做进一步分析。
现代技术究竟做了什么呢？如果AI 在抽取传统剪纸的美术特征方面得了满分，那么，“技术取代人力”这个过程性的因素对本真性有影响吗？我们发现，“现代技术”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需要轰开的原子核；跟非遗一样，也要弄清它作为一个庞大体系的内部结构。仅就软件技术而言，能做的事情也太多了，进行形态抽象和把剪纸图案画出来就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工作。
在“生产性保护”这个主题下面，基于生产流程视角观察非遗（产品）看来是不可回避的，因为非遗的分类都带着明显的流程环节特征。自然，用于描述产品研发流程的模型也可以借鉴一下，拿过来描述非遗。
12. 公理设计：结果vs 过程
产品研发模型有很多，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公理设计”，是麻省理工的Suh 提出来的。公理设计是个很现代的理论，但却不仅仅是面向现代技术的，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技术都可纳入它的框架。
公理设计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四域模型：用户域>> 功能域>> 物理域>> 过程域。从左到右依次映射过去就是一个产品的完整开发流程。公理设计的一个优点是，它的表述对象并没有止步于产品设计图纸，而是把制造过程也纳入进来，即过程域。这对研究传统技艺类非遗是一个好消息——传统技艺基本都在过程域中。
因为有传统技艺这类非遗的存在，所以非遗本真性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向过程而不是面向结果（产品）的。也正是有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存在，让很多人（包括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产品用户）认为“过程”才是非遗本真性必须的存身之所。一些非遗传承人甚至对非遗的分类和定位完全没有概念，长期的同类产品重复制作强化了他们对“过程”的认知与重视，并将其等同于本真性或者非遗中别的什么必须坚守的东西——如果“本真性”的概念没有被明确提出的话。
非遗传承人给人的刻板印象似乎应该是“保守”，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受到社会环境的“创新”鼓动而决定实施变革行动时，又会变得格外大胆，思维富有跳跃性。他们会觉得只要制作过程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没有什么是不可变的。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剪纸非遗坚持在制作环节保留手工模式，虽然剪纸并不属于“传统技艺”类非遗。
就“可变/ 不可变”的划分而言，很多非遗的制作过程比结果重要，也就是说，过程的可变性很小。这在现代产品中不常见——现代产品只要有利于产生更好的结果，没有什么过程是必须坚守的。但也不是每样非遗都如此，所以研究非遗要格外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一概全危害极大。
13. 知识资产与信息视角
非遗作为产品、商品，在公理设计的四个域上的所有内容都是历史的积淀，整个都是知识资产。特别是过程域的内容，也不再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行为（像现代产品一样），其本身也是非遗的一部分。本真性的界定则相当于从这个知识资产中划出一部分，并将其列为“不动产”。
以“知识资产”的角度看待过程域的内容，会产生不一样的处理方案。“技术”本身到底是作为一种 行为模式还是作为一种 被观察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在遭遇“现代技术介入非遗”这个问题时，对“技术”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非遗本身包含了制作技术的内容，并且有可能是它生存时代最先进的技术（或许因此才成为非遗），这种技术属于被观察的对象；二是现代技术，作为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好的非遗最终产品的工具或行为模式，其对前者的技术有替代或竞争关系。
把非遗中的“技术”作为观察对象时，它的效率、效果、可靠性等工具属性并不重要，在这些指标上的弱势也不能成为该技术被淘汰的理由。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存在物out there 。就像ReneMagritte 的名画“Ceci n’est pas une pipe ”，那是一幅画，不是一个烟斗。画是观察对象，烟斗是个工具。
有关知识资产的模型很多，如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等人创建的模型，我比较偏爱的是Boisot 的I-Space 模型，十几年前用这个模型以剪纸为载体做了一些初级的分析尝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视角”），此文已成为非遗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表明它还是有价值的。
非遗已经是个比较复杂的对象了，现在要同时研究它的本真性和研究现代技术介入，一个方便的模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可靠结论的产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导，它们早已脱离了感性认知和常识的范畴。
14. I-Space框架
我倾向于选择I-Space （信息空间）框架来建模有很多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这个理论我接触的最早。我查阅过其他的同类模型，都不如这个精致。
二是I-Space 可以用一个三维空间容纳各种类型的非实体内容，而不需要里三层外三层的建立多个空间然后再在它们之间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映射。比如非遗产品的一些视觉特征可以放在I-Space 中，本真性作为这些视觉特征的attributes 的集合，同样也可以放在I-Space 里，而不需要再去建一个“属性空间”。
不同层级的非遗子结构可以表达为节点之间的连接的形式，如通过形态、色彩、符号三种视觉元素表达龟、鹤等瑞兽，再辅以祥云等元素组合出“吉祥”的寓意，可以表达为I-Space 中的一个包含有7 个节点的三层有向网络。如此，复杂网络模型中的那些规范化的分析工具就可以拿过来使用了。
即使是双模式网络（二部网络）或更复杂的超网络，也可以放入同一个空间中；公理的四个域也可以塞进同一个空间里——这对研究信息和知识的 外部特性与关联非常有帮助。当然，如果是想要利用这种层级映射关系指导创新做设计，则建立多个映射空间仍是有必要的。鉴于这里研究的是现代技术的介入，并且技术要在“工具”和“观察对象”两种角色之间转换，启用一个统一的空间框架是个好办法。
三是非遗的传播特性和循环反馈强化等重要内容可以使用I-Space 的社会学习循环（SLC ）来处理，它也是发生在同一个空间内。
四是本真性可以表达为一组空间坐标（或子空间域）的集合，不同的本真性空间位置对应着不同的SLC 形态以及推动SLC 运转的策略。这种形式化基础为讨论现代技术介入非遗引发的后果提供了良好的视觉图示。当问题有了规范化的形态与结构，就有希望调用标准化工具甚至数学工具来寻求解答了。
理论工具不是唯一的，也没有优劣之分，合适就好。
